古人仰观宇宙之大，很早就从事天文观测活动，将天文与人文紧密联系，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。

　　敬授民时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古人天文观测活动

　　古人云：“往古来今谓之宙，四方上下谓之宇。”宇宙是时间与空间的总称，以有涯之人生叩问无穷之宇宙，先贤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与思考形成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宇宙观。

　　伟大的文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的探索。

　　上海天文馆，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，在“中华问天”展厅，讲解员在“论天三说”的展板前向观众介绍中国古代三种主流宇宙观——盖天说、浑天说、宣夜说。这三种宇宙观以盖天说影响最为深远，此说认为“天圆如张盖，地方如棋局”，而更加诗意的表述，则出现在北朝民歌《敕勒歌》中——“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”。

　　先民仰望天空，观察天象、制定历法，从而塑造出时间秩序。近二十年来，得益于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取得的丰硕成果，我们对先民的天文观测活动及其宇宙观的形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
　　浙江杭州良渚遗址，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，考古学家在良渚遗址瑶山祭坛和汇观山祭坛的核心，均发现了“回”字形灰土框遗迹，通过测量发现灰土框东北角方位接近当地夏至日出方位，西北角方位接近当地夏至日落方位，东南角方位接近当地冬至日出方位，西南角方位接近当地冬至日落方位，这显示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先民已经能够制定出二分二至（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）的历法。

　　陕西东部、河南西部、山西南部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位于这一地区。陶寺遗址发现了大规模的史前城址，也许它就是传世文献所载的“尧都平阳”。陶寺遗址还发现了目前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，距今4700年的先民如何观测天象？

　　今天，观众可以在临汾市博物馆“最早中国”展厅内看到复原的陶寺观象台，它由13根夯土立柱组成，排列成圆弧形，13根立柱间隔出的12道缝才是陶寺观象台真正构思巧妙的地方，观象台面对崇山，透过12道缝观测崇山上的日出点，便知一年的时节。考古学家在陶寺进行了两年的实地模拟观测，当春分、秋分时，观测者可以在第7道缝中看到日出，考古学家说“陶寺观象台可以观测确定一个太阳回归年中的20个时节，以一个太阳回归年中四季气候变化的节令为主，兼顾陶寺当地的宗教节日和农时”。这一历法比良渚先民更加精密，也足以让我们感受到考古学对于探索中国文明进程的巨大作用。后来，先民发展出了二十四节气，这一时间秩序直到今天仍影响着中国人的生产与生活。

　　古代中国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，不违农时就必须有精密的历法，而要有精密的历法就必须仰观天象，恰如科学家竺可桢所说：“完整的、系统的古代天象记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。”先民频频仰望天空，他们看到的当然不只是日月星辰活动的轨迹，他们更从中悟到了人间社会的道理。

　　取法于天，中国人形成了居中为尊对称为美的观念

　　夜幕降临，北半球的人抬头看星空，有一颗明亮的星似乎永远在那里，这就是北极星。古人认为北极星是天空的中心，北极星附近七颗明亮的星，连起来如同人间盛酒的斗，这便是北斗七星，北极星牵动着北斗七星绕其旋转，而北斗七星第五、六、七颗星组成的斗柄又牵动整个星空围绕北极星旋转。

　　北极星又叫北辰，古人有许多关于北辰的描述，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所说的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”，“众星拱辰”一语即从此而来。尽管夜空中繁星闪烁，但古人观测到的天在空间上是秩序井然的，古人还认为人应“取法于天”，按照天的秩序塑造人间社会的秩序。

　　既然天有天中，地也应有地中。古人曾发明圭表这种天文仪器来测地中，《周礼》说“以土圭之法，测土深，正日景，以求地中。”圭表是由圭和表两部分构成的，“表是一根垂直竖立在地上的杆子，圭是平放在地上的起标尺作用的部件，放在表的正北方。从圭上的刻度读出表影的长度。表也可不与圭结合而单独使用测量方位，而与圭组合起来的圭表则用来测量正午日影。”

　　在陶寺遗址中，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圭表，而古代最著名的一次使用圭表测地中的行为，可以在河南登封观星台找到遗迹。观星台内有一座“周公测景台”，这是唐朝人兴建的一座纪念性建筑。发源于西岐的周人在灭亡了商朝后，领土扩大，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，有必要在此新创一座都城，周武王就曾表示要“宅兹中国，自兹乂民”，可惜天不假年，周武王没有实现这一梦想，其子周成王即位后，周公辅政，周公测得地中，主持营造了洛邑。1963年，陕西宝鸡出土“何尊”，这尊精美的青铜器上的铭文，是洛邑营建成功后，周成王对贵族何的训诫之辞，其中提到的“宅兹中国”是目前所见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。

　　周公测地中建洛邑，是古人“建中立极”观念的鲜明体现。直至今日，中国人仍讲求居中为尊、居中为美。传统四合院中，长辈居住在坐北朝南的正房，小辈住东西厢房，早在《礼记》中即有言“为人子者，居不主奥，坐不中席，行不中道，立不中门”，因为要将居中的位置让给尊者，体现出严整的秩序与尊长的美德。许多中国古代都城都有一条中轴线，将最重要的建筑布置在中轴线上，整座城市以中轴线对称。北京从永定门到钟楼长近8公里的中轴线，是古代城市规划的典范之作，梁思成说“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。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。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，一贯到底的规模。”

　　古人将环绕着北极星和比较靠近头顶天空的星象，分成紫微、太微、天市三区，而紫微垣居于北天之中央，中轴线穿过的紫禁城，其名正得自紫微垣。

　　天人合一，中国人追求人与万物的和谐共生

　　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，经学居于核心地位，《周易》被尊为“群经之首、大道之源”，此书包含了古人对宇宙的深刻见解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的前两卦是乾卦和坤卦，乾卦的精神是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坤卦的精神是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。古人观天，日月星辰的运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刚健沉稳，永不停息，正启示君子要有自强不息、拼搏不止的精神；古人察地，万物由此而出，由此而得到茁壮成长的机会，正启示君子要有厚德载物、包容宽大的精神。

　　乾为阳，象征天；坤为阴，象征地。《周易》首揭乾坤二卦的大义，表明古人认为阴阳化生万物。万物之中最可贵的是人。《周易》将天、地、人贯通起来，将天道与人道贯通起来，尽管《周易》并没有出现“天人合一”四字，但实已表现出了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。

　　哲学家汤一介曾论述中西哲学的不同，西方哲学“把精神界和物质界看成是各自独立的，是互不相干的”，“中国哲学及其思维模式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，中国哲学（特别是儒家思想）认为研究‘天’（天道）不能不牵涉‘人’（人道）；研究‘人’也不能不牵涉‘天’。这就是中国哲学的‘天人合一’思想”。

　　天人合一的思想追求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，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。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，自然与人本就是一家人，怎能将自然当成敌人，当成征服的对象。《国语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：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夏天，鲁宣公到泗水深处铺网捕鱼，鲁国大夫里革见状，一把割断了渔网，不待鲁宣公的质问，里革就先讲出了一番道理：“我听说从前鸟兽孕育、水虫成长的时节，管理获取鸟兽的官员就会要求禁止使用兽网和鸟网，只允许获取一些鱼做成鱼干，这样做是为了促进鸟兽繁衍；而鸟兽成长、水虫孕育的时节，管理获取水虫的官员就会要求禁止使用渔网，只设陷阱捕捉鸟兽以充当宗庙祭祀的祭品。如今是夏季，正是鱼儿孕育的时节，这就是我割断您的渔网的原因。”鲁宣公听后欣然点头，并将里革割断的渔网保存下来，这样他就能永远记得里革的话了，而另一位官员则建议，与其将渔网收藏起来，不如将里革留在身边，使他常能建言献策。里革所言表明古人认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、相生相养，面对自然的馈赠当取之有度、用之有节。

　　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追求一种自然之趣。一般而言，世界古典园林可分成西欧、西亚、东方三大体系，东方园林体系以中国为典范，与欧美园林人为做出的整饬模样相比，中国园林师法自然，“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”，在方寸之间搬入山水盛景，又在山水之中安顿人的身心。

　　中国人向往自然，寄情山水，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，更浪漫者则有李白独坐敬亭山，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。李白的好友孟浩然也喜欢登山，他与友人登临岘山，写下一首《与诸子登岘山》，前四句气势撼人、富有哲思：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”

　　追本溯源，今人得见中华文明传承千年的胜迹，知今望远，今天的中国人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传承与创新中华文明，巍然立于天地之间。（罗慕赫）